市长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是市民们为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降低工作、生活成本,而利用城市税收全额供养和提供奖金、福利的人员。市长的职责是:为全体市民提供安全、公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必须接受市民的监督、批评和肯定。市长是市民的公仆。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城市和国家的管理机构定位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也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惯性,目前在中国,市长的角色定位,仍很尴尬和模糊。
不管是任何党派还是团体在执政,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事务上来,“提供安全、公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仍是市长的职责范围。
尤其是中国经过20年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生活已渐渐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之中。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仍然缓慢,远远跟不上经济市场的发展。
市民和市长的沟通,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状态下,仍不畅通,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做了部分工作,但是,在目前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下,所有的布置,几乎就是一个愚民的摆设,实现不了市民们沟通、参政议政的目的,就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在抱怨:“我当了副总理后,最大的苦恼就是听不到一线群众的声音。地方领导干部有些情况是不会告诉我的”。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经过巨大的变革,各种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在“堵”与“疏”之间,我们要想社会的长期稳步发展,必须了解矛盾;必须面对矛盾;必须解决矛盾。
同时,市长和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必须接受市民的监督、批评和肯定。
就中国目前基层和高层沟通现状来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病:
沟通渠道单一,“上访”几乎成为群众反馈问题“唯一渠道”
仅从05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在这些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33%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13%反映单位腐败,11%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3%的人被认为“属于精神错乱”。
根据另外一组数据统计,自2005年7月份以来,北京出现“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国土资源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权威部门之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上访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传统沟通渠道成本居高不下
新华网在2005年8月3日刊登了一篇《农妇伸冤20年引来2代记者关注,上访成本何其昂贵》,其中大篇幅报道了安徽涡阳县农妇王凤枝20年上访黑发变白发的痛心历程。尽管这起上访案件“调查终结”,但引起的思考远未终结。一起小小的冤案,导致农妇20年上访,个人和家庭付出多多;与此同时,20年中,各级党政、司法部门,为接待农妇上访,又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等社会公共资源成本;另外,这起案件先后得到两代新华社记者的长时间关注,亦可见农妇上访之艰。
传统沟通渠道所带来的弊病已成为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上访之路带来的“上访之痛”引来我们深刻思考。王凤枝一起小小邻里纠纷,竟然“伤了全家,害了一生”,不仅当事人王清侠因此导致精神病,而且其姐姐王凤枝从那时起,为了妹妹的冤案平反和获得赔偿艰苦上访,这一上访持续至今20年,王凤枝本人满头青丝已变白发,曾订下婚约的她也因故退婚至今未嫁。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当代“人间悲剧”。
另外,传统沟通渠道造成个人、家庭、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农妇王凤枝上访之路,其中一年的跑路车票就塞满了一个中型玻璃瓶,发霉的车票散发出阵阵怪味。为了打赢官司和给妹妹治病,王家早已徒有四壁,负债累累。在上诉、申诉、上访过程中,经常是带一大袋馒头做干粮,馒头吃完了就帮小饭店洗菜换口饭吃,大冬天就睡在水泥地上。
对于社会,传统沟通渠道牵扯了太多人的精力,占用了诸多社会公共资源,这种“沟通成本”的巨大支出发人深思。比如“上访”,使各级党政机关、司法部门为此付出必要而不该付出的精力,这种社会资源成本的巨大耗费现象,需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
新的《信访条例》出台,影响传统沟通渠道
根据新的《信访条例》,信访一般应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如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到相应机关设立或指定接待场所;如有多人提出共同的事项,应推选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新的《信访条例》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信访秩序,增强了信访工作效率,另外一个方面,也有许多反面意见认为该条例存在许多体制性弊病,设置了更多的沟通障碍。 |